出租屋裏只剩我和阿森，小萌婚禮貼的大紅喜字和紅紙拉花還沒有摘掉，廚房裏還有敬茶用的喜字蓋碗，茶幾上還有沒有發完的喜糖。這裏看起來就像是我們的新房，可是屋裏的我們，卻像是寒冬裏相互取暖的鳥，灘塗裏努力潤濕著彼此的魚，各自揣著一顆惶惑悲戚的心，還要努力用微笑安慰著對方，安慰著自己。

大紅喜字還是那樣艷俗，提醒著我們這原本就是一個艷俗的金錢社會，什麽理想什麽情懷，我們在這個俗世裏，只是卑微的普通人，只用一紙合同，我們的卑微就無所遁形，我們就是在關鍵時刻連自保都做不到的窮鬼，除此之外什麽也不是。

難以安眠的夜晚，時間催促著又一個清晨到來。上午，阿森的“彩禮”到賬，而小萌的禮金來得卻遲了些。也許是因為爸媽現在住在他們家，不方便和陳蘇說，或者陳蘇的錢不方便拿出來吧。我這樣想著，等著，卻遲遲沒有等到銀行的短信通知。

下午，接到了小萌的電話：“姐，錢收到了吧？”

“沒有，要不我再查一下？”

“那你問問你同事，他是不是忘記告訴你了。”

“什麽同事？”

“……不是說讓打到你同事卡上？”

我的心停跳了半拍，好半天沒說出話來，一個最糟糕的念頭在腦子裏炸開，炸得一片空白——電信詐騙！

小萌急急忙忙去銀行追款，我急得在屋子裏團團轉，手機響了，我飛快地接起來，卻不是小萌，而是陳蘇著急的聲音：“姐，你們快來一下醫院！”

醫院？出了什麽事？為什麽要這麽急著去醫院？我的思緒很混亂，不敢去想任何可能的答案。我們急忙下樓，開車飛奔到醫院，一路跑到急診室，看見等在門外的陳蘇、爸爸，還有剛剛趕到正對著窗戶抹眼淚的小萌。很久以來那麽多大大小小的事，終於，在看見急診室門口刺眼的紅燈時，我的世界崩塌了。

“誰？裏面是誰？”我聽見自己蒼白的聲音在問。

小萌打算打給我的10萬，全都進了騙子的賬戶，她一時亂了陣腳，給陳蘇打電話想辦法，卻忽略了爸媽都在她家，就在陳蘇旁邊。陳蘇是個老實人，最終，我的工作現狀、巨額違約金、電信詐騙，所有事情都沒有瞞住。媽媽本來就有支氣管炎，小萌婚禮前後又太過勞累，今天聽到這樣的消息，巨大的精神壓力下突發危重哮喘。

發病時有人在身邊，送診還算及時，不會有太多的危險，可是只要一想發病時的場景，耳朵裏就會響著急劇的喘息聲、忙碌的腳步聲和救護車的聲音，針紮油烹一樣刺痛我。一直在忙小萌婚禮的事，之前和媽媽爭吵的事還沒來得及說開，一旦今天有個什麽三長兩短，子欲養而親不待，那種煎熬我真的不敢想。

不知道等了多久，媽媽被從急診室裏推了出來，臉上的青紫色還沒有完全退去，儀器的管線把她的臉分割得支離破碎，幾乎認不出原來的模樣。一家人壓抑地忙碌著，他們陪同著送去病房，我和阿森忙著辦理住院手續，采買住院需要的生活用品。

全家人從小萌新婚的喜慶陡然墜入媽媽急病的深淵。三天以內，媽媽的病情又反覆了兩次，我們來回奔走於病房和診室之間，住院部和影像科之間，無數次檢查，無數次排隊繳費，媽媽終於度過最危險的階段，由ICU病房轉到普通病房之後，醫生告訴我們，媽媽的情況比較嚴重，建議進行非藥物治療。人總不能繼續這樣受罪，我甚至沒有去問這個非藥物治療花費多少，就簽下了同意書。

病房裏有小萌他們陪著，我簽過字，交過費，沒有回家也沒有去病房，只是一個人坐在醫院的走廊上。疲憊襲來，什麽也不願去想。不願去想同意書上羅列的那些可能出現的意外，不願去想是什麽把我一步步推到今天這個境地，不願去想以後我們該怎麽辦。下班時間到了，醫生們看過患者之後陸續離開，值夜班的醫生和護士懶懶散散地走進辦公室，有陪床的家屬端著熱水和飯在走廊裏穿梭，天色暗了，燈亮了，晚飯的香氣漸漸散去，空氣裏重新充滿藥和消毒水的味道。

慘白的燈光照著手上的繳費單，非藥物治療一共三次，一次費用三萬，加上ICU病房的住院費、檢查護理、藥物，前後花費十幾萬，爸媽幾乎沒有積蓄，小萌的禮金剛剛送給了詐騙犯，公婆剛剛打來的15萬成了我們最後的家底，這些錢加上小萌那裏剩下的，爸媽手裏的，也許可以夠治療的費用，可是，就算三次治療以後媽媽的情況好轉，以後怕也離不開治療和藥物，我們還要生活，怎麽辦？

在走廊裏坐了很久，我終於掏出手機，從包裏翻出一張名片，按照上面的號碼撥了過去。名片上寫著：信誠影視傳媒公司創始人，辛凱。

還是我在招聘網站上填過簡歷之後的事，面試碰壁之後，我放棄了第二次面試的機會，登陸網站刪掉了做影視的工作經歷。就在那之後第二天，卻接到了一個陌生的電話：“謝女士您好，我是信誠影視傳媒公司的負責人，我們在招聘網上看見您的簡歷。公司有一個編劇的職位，不知您是否需要考慮一下？”一個陌生男子的聲音禮貌地說。

我疑惑了一下：“我似乎沒有投過你們公司。”因為畏懼，我連影視行業都沒有勾選，更不會投簡歷到什麽影視公司。

“確實沒有。但是我們看過您的作品，誠摯地希望您能加入信誠影視的團隊中來。”

我連簡單的廣告策劃都做不好，更不要說影視，一句“對不起”已經到了嘴邊，就聽那邊說：“公司有專設的人才基金，如果您可以加入，除了薪資之外，還會一次性支付您一筆‘安家費’……”

拒絕的話最終沒有說出口，我承認，是“安家費”打動了我。

和辛凱的見面約在一天之後。這是一個三十五六歲的男人，他沒有這個年紀男人常有的將軍肚和雙下巴，外形出眾，看起來精明而幹練。他很坦誠地告訴我，作為一家剛剛起步的公司，需要一個有資歷、有作品、可以打出名氣的人撐門面。我也很坦誠地告訴他，我寫不出來了。辛凱笑笑說：“如果您還能寫出來，今天可能就沒有我坐在這裏和你談的機會。簡單地說，我只需要你的名字。”他給我的合同上寫著，每年至少要有30集以上的作品，但是合同之外他告訴我：“理論上說，您只要有作品，只要作品符合要求，我們就會支付給您相應的編劇費，當然，考慮具體情況，您如果寫不出來，我們會找人代你寫，但是這部分的編劇費會支付給代您寫的人。”

“槍手？”我皺眉問。

“哈。”辛凱尷尬地笑了一下：“可以這麽說。不過請放心，所有內容一定會在您簽字同意之後再定稿。我的構想是，以您的名義成立工作室，通過這個過渡，再推出新人。”

我的名義。按照公司同事們的說法，我怕我的名義會害了這個新的公司，而且歷來老帶新，靠的是經驗，哪有用名字帶的。最終，我拒絕了辛凱的邀請，他留了名片給我，讓我如果還有什麽考慮，隨時打電話給他。

那時候，我心裏還有殘存的自尊和良知，還有那麽一點點未滅的希望，可是現在，我什麽也管不了，我需要那筆錢。且不說這關乎我們接下來的生活成本，就算是為了給媽媽更好的治療，我也需要這筆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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